在科技重塑产业逻辑、传统路径加速重构的背景下,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,强调要“根据本地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科研条件,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、新模式、新动能发展”。
这一理念回应了全球技术变局的挑战,展现出中国在要素红利递减下主动寻求结构性突破的战略决心,并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引。
在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管理学理学硕士MBM《专题学术研讨》课程中,唐杰教授围绕“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”这一话题与MBMers展开了深入探讨和分析。
深圳,这座曾经“无产业、无技术、无人才”的边陲渔村,如今以不到全国0.05%的土地贡献约2.6%的GDP和12.8%的国际专利。其制度创新与产业跃升路径,充分诠释了“因地制宜”的深层含义,展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和时代答案。
1. 从比较优势到后发跃迁:借助知识溢出、技术迭代推动要素升级
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基于静态资源禀赋进行产业分工,但在后全球化时代,这一模型正受到广泛检视。
在理论与政策层面,关于“因禀赋而为”与“跳跃式追赶”的分歧日益凸显,揭示了发展范式正从“要素驱动”向“技术驱动”深刻转型的时代声音。
深圳从“三无城市”起步,通过高密度的制度供给和研发投入,逐步跳脱路径依赖,实现了从“低端代工”到“核心技术策源”的演化,并在芯片、材料、新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,以实践回应了争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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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制度、空间与技术:重构后发优势的三维协同
深圳的发展并非自然生长,而是制度设计驱动下的系统性跃迁。
• 制度层面:深圳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、数据资产质押等机制,激活轻资产企业融资活力,形成产权清晰、激励有效的创新环境
• 空间层面:通过深港协同、飞地经济构建跨行政区要素共享网络,构成“研发+制造+配套”的一体化链条
• 技术层面:深圳产业链协同能力强大。通过链式推动效应,不仅提高了本地创新效率,也增强了全球产业中的议价能力
*课间唐教授与学生亲切答疑互动
3. 创新生态的演化机制:俱乐部效应与知识复杂性
新质生产力并非仅由“硬科技”主导,更依赖于城市内部自组织生态的形成。
深圳民营经济活跃,企业家群体通过行业协会、技术联盟等平台形成高频互动的“俱乐部效应”。这些非正式机制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,更促进了信息共享与隐性知识流动,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弱连接的成长土壤。
例如,服装、玩具等传统行业企业通过引入工业软件和自动化设备,转型为“数字驱动+柔性制造”。如澄海玩具通过升级模具精度与编程积木项目,切入教育科技赛道,实现从OEM向高附加值产品的跃升。
深圳的经验表明,新质生产力是“制度变革+空间协同+技术演进”的合力成果,是“破”与“立”的动态结合。它通过要素重组、空间重构、制度创新,实现发展的螺旋式上升。这一范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,也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在差异中寻求最优解、通过系统性变革开拓新可能的内在逻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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